中枢下移——从日韩转型经验看下一个十年

【编者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78年日出台的《特定萧条安定临时措施法案》，核心内容包括废弃过剩设备，限制或禁止新增设备，鼓励集约化、提高集中度等三个方面。日本政府指出，这些“结构性萧条行业”的特征是：“不能指望仅凭借一般性的景气振兴方案，短期性的生产、价格调整来扭转企业状况，即使情况暂时有所好转，在中长期内，由于产能显著过剩等原因，供求平衡难以恢复的行业。”

韩国：从走老路稳经济，到全面彻底改革

从货币紧缩到金融改革。80年韩国全斗焕上台后，在制定第5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宏观稳定政策和民间主导的增长模式。为了实现宏观稳定，韩国实施了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M2增速从83年之前的35%左右下调至20%左右，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也从81年的4.3%持续下行，并在87年实现财政盈余。但由于政府仍然直接控制信贷投放以及中央银行直接创造贷款，货币环境依然宽松。而为了保护出口竞争力，韩国政府推迟了币值调整，投机热钱流入导致国内货币被动投放。

金融危机后，金大中政府启动金融、企业、政府、劳动四大部门结构改革。其中金融部门改革居首，具体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整顿不良金融机构，清理不良债权，调整银行结构；二是改革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开放金融市场；三是建立独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四是培育资本市场。最终，金融机构不良债务被清理，正常的融资功能得以恢复，避免了信用环境继续恶化。

从大而不倒到破产出清。韩国重化工业产能过剩、盈利恶化的问题在70年代末已有显现。韩国政府在79-83年间实施了三轮重化工业投资调整，对调整对象企业提供救助措施和信贷支持，在85-90年间又实施了系统的产业合理政策，对政策指定对象给予税收减免、信贷支持和限制行业新进入者。但依靠增强垄断、限制准入、提供信贷和税收优惠的反竞争措施，不仅直接导致竞争失衡、财阀壮大，政府隐性担保令企业过度追求规模扩张，过剩产能迟迟得不到出清，同时也间接增大了银行风险。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实施了“5+3”原则的企业部门结构改革。98年1月，韩国政府与四大财阀达成了提高企业管理透明度、禁止互相担保债务、改善财务结构、集中专业化经营、强化大股东和管理者责任等企业结构调整的五大原则。99年8月，韩国政府又增加了提高非银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限制企业间循环出资和不正当内部交易、禁止非法继承和馈赠等三大补充原则。最终，企业负债率大幅下降，经营主业更加突出，财务结构和和治理结构大幅改善，政企间“大马不死”的道德风险得到解除。

3.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枢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