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视角下的明清小说

【编者按】《金瓶梅》中所描绘的医家群体，便是明代中后期社会医疗体系的缩影。职业化医生，即在医户制度下出现的专业医家群体，构成地方医疗结构的主体框架。其中处于最上层的是“医官”，医官除经营自己的诊所外，还有在官府承应的必要职责。与“太医”相比，书中“医官”的称呼是有专指性的，有此称呼的仅有“任医官”任后溪一人，他同时也享有“冠带”的资格；此外，明确领有“冠带医士”头衔的是世医出身的何老人之子何岐轩。但随着制度的松弛，原先对于医者称呼的规定也不再得到遵守，“太医”成为当时民间对医者的普遍尊称，只要非僧非道、非游医术士，能够开业坐堂的男性医者，均可被称为“太医”，不仅对于蒋竹山、胡太医、鲍太医这样似乎经过职业化教育的医生，甚至作者有意刻画的庸医代表赵龙岗，皆有着“太医”的称谓。在这个框架的缝隙间，僧道游医登堂入室，他们针对有特定需求的人群而来，如接生的蔡婆子、推销求子方的王姑子、修合春药的胡僧、看疮毒的刘橘斋等。虽然对于有着一定地位和财力的普通患者，求医的首选仍是被体制承认的职业医家，尤其是初诊的择医，医家的地位与患者的身份往往需匹配，但帮助生育的“婆医”、推销壮阳药物的游医和负责临终关怀的术士仍在广大人群的心理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此外，虽然自宋以来，“儒医”群体已经初步成型，并通过著书立说、上层交往等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大多还是作为非职业化的医者而存在，且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之下，“儒医”往往被赋予德术兼备的高大形象。因此，我们在《金瓶梅》这样一部以揭露现实为主的小说中，没有看到真正儒医的影子，反而看到像任医官这样身份的医生用“儒医”名号来标榜自己。藉此也可以证明，对于一般的市民阶层，真正的儒医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