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他只留下了一部著作

【编者按】张先生写成《农业与工业化》时只有三十四岁，但他的学术生涯就停留在三十四岁之前，一生中再也没有超越三十四岁。一个才华横溢又勤奋不已的人，本能攀登更高的学术顶峰。但他的历史在以后不久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生在这里拐弯，无可奈何，又无法挽回。

1946年秋，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之邀，被称为“哈佛三剑客”的张培刚、吴于廑、韩德培到武汉大学任教，分别主持经济系、历史系和法律系。其后张先生到美国联合国工作一段时间，又回到武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张先生担任武大校务委员、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并兼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从这些任职来看，张先生受到了政府重视。

但不久，中国选择走苏联的道路，实行计划经济。张先生所学的经济学一无所用。同为哈佛博士的陈岱孙教授在刚建国时还天真地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两重内容，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是技术性的，前一种没用了，但后一种还有用（80年代后，陈先生仍坚持这一观点）。不过在当时是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从此，张先生就远离了他钟爱的经济学，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由一个有为的青年变成了仍然有为的老人。

1953年1月，在院系调整中，张先生调至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离开武大当时对他也许是一件幸事，那些在武大经济系的哈佛学生，如谭崇台和刘涤源后来都成了右派，一个改教英语，一个下放农村放牛，而张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度过。以后，张先生还教过政治经济学，“文革”中下放自然都不可避免。不过张先生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都干得好。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几个年轻人与张先生一起在华工的校园内散步，我们都夸华工校园路修得好，树种得好。张先生笑眯眯地说：“这些都是我主持的。”张先生的夫人谭慧先生告诉我们，“文革”中在农村放牛时，别人的牛都瘦瘦的，只有张先生的牛胖胖的。直到1978年，张先生三十多年没有阅读经济学的文献，也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成为没有下文的一块丰碑。